汉字中有许多不洁的字或词,文学创作中,一般遇到这样的字,我能绕开便绕开,能不用尽量不用,实在不行了,则找一个另外的词替代。
文学创作如此,日常生活亦然。比如“厕所”一词吧, 这是一个藏垢纳秽、污秽不堪、臭气薰人之处,但偏偏这一词在人们的日常生活中每天要用到,人有“三急”,厕所便是这“三急”的一个重要场所。思来想去,如果不用“厕所”,那用什么?“茅厮”,还是“茅坑”?这两个词相比起来更加不洁。我不得不佩服现代人的思维,因为从那个地方出来的人都得清洗一下双手,凡是有洗手的地方大多都有内急之处,于是“洗手间”一词就这样诞生了,尽管多了一个字,但至少是一个中性词汇,慢慢地,世人便用 “洗手间”俗指厕所了。
因地域的差异,汉语中也有许多方言,比如我的老家,在这个地处江南而又偏僻的小山村里,世世代代说着只有自己听得懂的方言。我上学后,老师把我们老家说的这种方言称之为“土话”。所谓“土话”,那肯定是相比“洋话”而言的。“洋话”是什么,当然是当今流行的国语“普通话”。在很长的一段时间里,我认为“土话”里夹杂着土里土气、乡里巴气、乡巴佬等低人一等的意味。出来混的人如果说“土话”,那就显得掉价、有失身份,而说“洋话”是一种身份,一种修养,所以,哪怕我的普通话再怎么说不利索,但我总要咬腔别调的说出来,尽量拉开与家乡话的距离,尽量撇清与土话的关系。
土话也好,洋话也罢,但在日常生活中对不洁之词的应用是相通的,再比如“厕所”一词吧,家乡的土话一直称之为“dongsi”,在我还是一个懵懂少年的时候,一直也是这么称呼厕所,慢慢接触社会多了,开始觉得那是家乡人用家乡话俗指的排泄场所,是用“土话”说出来的,土得不能再土了,我甚至不知道那两个字怎么写,是东斯,还是冬斯,抑或蹲厮?总之,出了社会,这种用土话对厕所的称谓肯定是不会说的。
直到有一天,当我来到了厦门的“南普陀寺”时,我才发觉自己对汉字的掌握是多么的孤陋寡闻。
南普陀寺与其他的寺院毫无二致,唯一不同的是香客多些,香火旺些而已。夹杂在这些香火缭绕、摩肩接踵的香客之中,早已没有了那种清静虔诚之心,一个人在寺内漫无目的地闲逛观望。内急之时,我问一个小弥佗:“师傅,洗手间在哪?”,小师傅随手一指,我对着那掩映在一片翠竹之中的场所走去,走到跟前,我突然吃惊地发现那应写“洗手间”的字就成了“东司”,我揉了揉眼睛,仔细盯着那两个字——“东司”。
这一惊让我非同小可,很快联想到了家乡,联想到了家乡的土话里把厕所称之为“dongsi”之事,在南普佗寺终于让我找到了注解。这是怎么回事?称厕所为“东司”不是我们家乡人的土话吗?怎么跑到千里之外的厦门来了呢?
从厦门回来后,我第一件事便是找来《现代汉语大词典》,没有“东司”一词,我又翻出《现代汉语词表》也没有“东司”,于是,干脆上网搜索,终于找到“东司”一词的注释。网上名词的“百科”果然令我茅塞顿开。“东司”一词有两种解释,一是唐时指东都洛阳所有的官衙,统称为东司,二是指厕所。将厕所称为东司,也是从唐朝开始,从寺院里开始。佛教圣地是一个清静之处,是普渡众生、修身养性的最佳场所,对一些不洁的字或词那肯定非常排斥,为了避讳,就要取一个名词代替这种肮脏的场所。唐宋时期,寺院里的厕所一般建于东侧,僧人为了方便方便,故称东司,或东厮。后来,这种称呼开始影响世俗对厕所的称呼,以至于至今中国东南部、潮汕地区,以及有些赣方言区等地方方言仍将厕所称为“东司”。
我脑洞大开,又产生联想,既然家乡的“土话”把厕所称为“东司”,肯定跟唐时的方言有某种联系。我的家乡在这块土地上居住了千多年,千年前的社会说的是什么话呢?把普通话当作国语来推广,也是清朝以来两三百年的事,那么唐朝人说的是什么话?宋、元、明时代的人又说的是什么话呢?
每一种方言都有其产生发展的过程。我查了一下家谱,始祖是五代十国期间南唐一位大将,后又追随宋太祖东征西讨,立下汗马功劳,受封此地,生生息息,繁衍不止,直到如今。我想象着始祖说的通用语言,先是唐朝的官话,后又说着宋的国语,言语之中应该有一种唐音宋尾之味。
历史学家们已经得到了论证,如今的闽南语和粤语即为唐朝的官话,而宋朝官话则是客家语代表。那么,家乡的方言应是介于闽南话和客家话之间,是一种的杂交体,千百年来,随着周围迁居而来的人逐渐增加,不同语言之间互相影响,于是就形成了现在的家乡方言,这也解决了困惑我多年的为什么家乡“土话”的许多发音既象粤语,又类似客家话一样的疑难。
如此说来,家乡的土话也曾有过唐宋官话的辉煌历史,我可真是小瞧了家乡的方言啊,我为自己的无知感到惭愧。“东司”是一个非常文雅的词汇,可长期说“东司”的家乡人祖祖辈辈生于斯长于斯,是一群很少读书,文化程度不高的农民,家乡话讲这些不洁的字词时是如此的高雅,讲这些土话的人又是如此的文明,可我却一味地排斥,一味地嘲讽它,我不仅为自己这么多年来的行为感到脸红了。我甚至想,“东司”,这么文雅的一个词,我们现代人有什么理由不用呢?
然而,离开家乡三十多年,当我再次回到家乡时,说“东司”的人已是廖廖无几了,那些像我一样从各大城市返回的游子们都咬着一口标准的“洋话”,说着一些家乡人听不懂的新名词,穿着家乡人难得一见的奇装异服,彼此见面,讲的是吃喝,谈的是待遇,比的是豪车,满口新名词,纵论天下事。家乡,尽管是一个偏辟的小山村,可已经与城市和外面世界连为一体了。
照此发展下去,用不了多长时间,国家推广的普通话将会全覆盖,家乡的方言,也是我指的“土话”将不复存在,随之而来的习俗将会销声匿迹,那时,全国将会是一个方言,一个声音,一种风俗……
在这个方言文化逐渐消失的时代,我越发觉得家乡的“土话”的弥足珍贵,我从内心深处极力阻挡着“洋话”的侵蚀,开始说起了家乡的“土话”,然而,历史的车轮滚滚向前,个人的声音显得渺小而又微不足道。
我曾经不以为然的“土话”,以及土话衍生的各种民风、风俗,难道真的只能在非物质文化遗产中去寻找了吗?!一种悲哀油然而生。
我那可爱的家乡啊,变得让我越来越陌生了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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